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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零五中华之辨（第5页）

这个称呼为“国号”

方面，孙中山看重的是为何要用“民国”

而非“共和国”

，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看重的是“中华”

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尽管如此，但中国学界并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儒学大师柳诒徵就认为，“中国”

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

“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

为柳诒徵此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韩愈在《原道》也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之所以称为“中国”

，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

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如《论语》：“尧曰：‘咨！

尔舜！

允执厥中。

’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

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

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

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

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

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

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

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

柳诒徵的说法强调“中国”

之“中”

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

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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