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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诸子的导向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
诗经被称作经,孔子被立作我们民族的圣人。
老子、庄子、墨子,他们也是圣人。
诸子构成了中国的轴心时代,他们的学说和气象是中华文明画卷的文化原型。
你是个诗人,我是个诗人,谁的诗好可以一争,你是个哲学家,我是个哲学家,我们俩谁更深刻也可以一争,但是我们不会去跟诗经争,不会去跟孔子和庄子争。
后世思想者和先秦诸子的关系不是并列比较的关系。
不是说诸子的思想深刻得超不过了,正确得改不得了,而是说,先秦诸子提供了一套原型,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特有的精神中思考,我们赞成、发展、修正、反驳,都依据于这些原型。
不是说比得上还是比不上孔子,而是这种比较没意义。
στυφχψωστυφχψωστυφχψω
前面说到,理知时代和文字的普及有一种因缘。
文字带来了一种横向的交流,带来了一种共时性,不同的文化、世界观、观点,并列存在。
即使是从前写下来的东西,仍然原样放在那里,也和现在写下来的东西具有某种共时性。
在史前生活中,一个民族的传说、神话、观念体系,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竖着传下来的,一个民族有一套单一的传说和神话。
在旁观的研究者看来,口头传统当然一直在变,但是生活在这个承传里的人,由于接受的是口传的故事,没有古时候的文本作参照,只有一个现存的版本,所以对他而言,只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观念体系。
这里几乎有一种类似悖论的情况:惟对于传统并存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才谈得上传统,人们所说的“传统社会”
,其中的人倒感觉不到什么传统。
前面说到,“史前史”
这个名称有点儿像是悖论。
从我们现在对传统的理解来看,这个名称就不显得那么自相矛盾了:在我们看来,史前民族也是有历史的,但对于生活在那时的人,他们以当下的方式而不是以历史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传统里。
有了文字文本就不同了。
文本不像口头传说那样一般只在本民族内流传,文字文本便于在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传播。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一个民族内部,每个时期的不同观念都留下了自己的版本,即使同一个观念体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解释,哪些是原始文本,哪些是后世的解释,借助文本,大致上能够分辨清楚。
不同观念体系之间的差异、同一个观念体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差异,都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种情势造就了一种颇为不同的心智。
例如,对既定生活方式的反省;与之相应的对当前时代的批判,这种批判一般以古昔的黄金时代为参照,但同时也就有了展望,对一个未来世界乃至神秘世界的展望。
我们可以用其他许多方式来概括理知时代的心智特点,并思索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这里只想提示,理知时代的心智特点和由文字造就的不同观念并列杂陈的状况紧密联系。
理性态度的第一个特征是反省,在他者的背景下看待自己。
这甚至会让贤人智者体认到,别的种族像我们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它自己的合理性。
这在我们看来也许没什么,但在当时,这是一种崭新的眼光。
初民总是把自己的部落,自己的小民族,自己的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或生活方式看作是天然正当的。
若我们在这里也能谈论合理性,那么,自己民族生活的合理性是不受置疑的。
这个部落里男人娶两个妻子,而另外一个部落里只娶一个妻子或者娶四个妻子,他们都会觉得对方古怪可笑。
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要维护自己部落的利益,这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在所谓精神或生活理想的层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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