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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章 慈禧太后 龙袍下女人的权力之路（第10页）

。

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所有条件。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匡、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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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的六十七岁生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慈禧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七、风雨飘摇

庚子事件对慈禧的打击极大，她曾对侍臣表示：“吾不意乃为帝笑！”

为了挽回颜面，讨好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并抵制革命，慈禧在西逃途中就开始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并求直言。

到达西安后，慈禧又下诏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来稳固统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

的机关，任命奕匡、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

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清廷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措施，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且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局部的缓慢改良已不足以解决问题。

慈禧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

，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

。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慈禧对封建政体进行改革，仿效英、德、日本等国实行立宪政体，以保全“宗社”

。

这些呼吁来自汉族官僚如孙宝琦、岑春煊、张之洞等，也有慈禧所信赖的满人官僚如端方等。

经过反复斟酌，慈禧认为与其被动接受革命，不如主动接受立宪。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而日本所奉行的正是立宪政体，这更加促使慈禧倾向于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慈禧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

次年五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

载泽在密折中提到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

经过激烈的争论，慈禧于七月十三日发布了“仿行宪政”

的上谕。

然而，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实际上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为借口，未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

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自辛丑回銮后，清廷面临着严重的内外挑战。

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列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

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

的状况，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有所裁抑。

为了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

清廷为贯彻这一政策，开始扶植慈禧、荣禄倚信的袁世凯，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袁世凯借此强势南下，干涉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