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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章 等闲识得东风面（第4页）

范晔明白过来，道：“昭儿，这事怨不得侍卫。

如果有人想用火器行刺，引发火器之时必会敲打燧石，所以，侍卫宁可错杀，也绝不姑息。”

颜老爷高挑大拇指，赞道：“亲家见识高。

若不是亲家解说，我还糊涂着。

来，敬亲家一杯。”

在乾隆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火枪是燧发枪，其次是火绳枪，再次是火铳，民间火器不多，但是火铳这种比较低级的军器是可以自制的，激发用燧石打火，所以妇人敲击燧石，确实犯了忌讳。

范昭也听懂了，心里却为那妇人喊冤。

范昭看看父亲和岳父，二人把酒言欢，没有一丝替那妇人被冤杀而惋惜的意思，顿时，范晔慈祥形象在范昭心里大打折扣。

原来，许时今（范昭）曾经和经理袁文（老大乾隆）探讨过一件事情：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东德士兵亨里奇发现有一个人乘着雨雾企图翻越柏林墙逃到西德去。

亨里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AK—47冲锋枪，击毙这个人——年仅22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事后，亨里奇还受到上司的嘉奖，成为英雄。

仅过了几个月。

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翻，东西德终于回归统一。

亨里奇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事件，遭到格夫洛伊家人的起诉，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

1992年2月，卫兵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格夫洛伊而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审。

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

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

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

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格夫洛伊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

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

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这“最高的良知”

（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

，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

。

依这种“法”

去执法，也是犯罪。

范昭思潮起伏时，颜老爷问道：“贤婿似乎酒量不佳，上头了？”

范昭看到岳父一脸关切，才想起自己是在大清。

遂强颜一笑，道：“岳父与家父相谈甚欢，孩儿当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