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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第5页）

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

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

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

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

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

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的酷烈演进。

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

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

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

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

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

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

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

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

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

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

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

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

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

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

并非虚妄之辞。

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

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

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

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