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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第4页）

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

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

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

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恶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谬，与社会治情严重脱节，致使郡县官吏无所适从，纷纷生出疏离之心。

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

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

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

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

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

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

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

朝局者，政情轴心也。

民治者，人心根基也。

边情者，存亡之首也。

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

两字。

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

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

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

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皇皇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

蓄积已久，其发必速。

所谓“天下苦秦久矣”

，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

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的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