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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刑法（第7页）

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

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

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

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

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

，共有三百余篇。

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

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

“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

。

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

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

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

。

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

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

然终汉世，未能有成。

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

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

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共为二十篇。

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

是为《晋律》。

泰始四年，为公元468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

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中，而成为条文。

汉人每有援经义以折狱的。

现代的人，都以为奇谈。

其实这不过是广泛的应用习惯。

广义的习惯法，原可包括学说的。

当时儒学盛行，儒家的学说，自然要被应用到法律上去了。

《汉书》《注》引应劭说：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

汉文帝除肉刑诏，所引用的就是《书》说（见下）。

汉武帝亦使吕步舒（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狱。

可见汉时的律、令、比中，掺入儒家学说处决不少。

此等儒家学说，一定较法家为宽仁的。

因为法家偏重伸张国家的权力，儒家则注重保存社会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