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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赋税（第7页）

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

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

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

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

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

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

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

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

是看守财物的。

“史”

是记事的。

“胥”

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

“徒，众也，”

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

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

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

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

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

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

“资”

，以定户等而役之。

（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

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

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

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

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

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

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

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

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

（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

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绝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

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

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