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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法是如何影响受其管制的事物的次序的（第6页）

第十五节哪些事应该遵循公民法原则，而非政治法原则

人生而独立，但人们舍弃了这种独立，服从于政治法；自然财物属于所有人，可人们舍弃了公有制，服从于公民法。

人们通过政治法得到自由，通过公民法得到私有财产。

前边我们已经说了，唯有城邦的权柄和自由的法律相关，所以任何事，只要应当交给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决断，就不应交给与自由相关的法律解决。

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公众利益这种论断，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关系到城邦的权柄，也就是公众自由；而财产的问题不能如此解决，要知道公众利益，正是体现在每个人都能永远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上。

人们建立城邦的目的就是想保住自己的私产，所以土地均分法，在西塞罗看来非常不好。

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一原则：就算只是个人利益中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应该受到公共利益的损害。

因为公民法是私有权的捍卫者，所以此时应该完全按照公民法行事。

如果政府部门想要剥夺某个人的私产，我们采取行动时的指导原则绝不应该是政治法，而应该是公民法；关注着整个城邦的公民法，就像慈母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每个人。

政府官员想要修建公共设施或公路，而由此引发的损失，他必须给出赔偿。

政府这时和个人并无区别，双方属于个人对个人。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有权不出售自己的产业，政府若不顾公民的合法权益，强买他的财产，是极大的越界。

打败罗马之后，有些民族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胜利，然而，当公正思想被自由思想唤醒，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法律过于粗暴，所以在执行法律时做了一些克制；博马努瓦曾针对十二世纪的法律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如果你觉得我上面的话并不可信，可以看看这本书。

修路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也是如此。

他写道：如果某条公路无法修缮，人们就会在这条公路的附近修一条新路，旧路拥有者的损失，由新路受益者弥补[1332]。

那时是这样做，如今也是这样做，不过前者依据的是公民法，后者依据的是政治法。

第十六节公民法不应插手政治法负责的事

除非无法区分开关系到城邦财产问题的法律和关系到城邦自由问题的法律，否则，任何问题都能轻易解决。

为什么国家领土能否出让这种问题，只能交给政治法解决，不能交给公民法解决？因为领地的作用是确保国家的存在和运转，而公民法的作用是帮助国家对财产进行管理。

国家如果出让了自己的领地，就只能筹钱重新置办领地。

可是，事物的性质决定了在新领地的置办过程中，百姓必须缴纳更多的税赋，君主的财产一定会受损，所以这种缓兵之计，会导致政府的崩溃。

所以，整体来说，领地不可或缺，出让领地这种事能免则免。

在君主制国家，国家利益决定了王位继承的次序，为了避免我所说的专制体制带来的种种祸事，按照国家利益的要求，王位继承的次序恒定不变；要知道，在专制政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事都能无所顾忌地去做。

将王位的继承顺序固定下来，是因为国家利益对皇室有需求，而非对皇族本身有需求。

公民法负责的是个人继承问题，它针对的是个人利益；政治法负责的是皇室继承问题，它针对的是国家利益，要求捍卫国家利益。

由此，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王位继承次序已经按照政治法做了规定且执行完毕，这时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某个民族的公民法，就要求重新对王位继承权进行分配。

不同的社会背景，会有不同的法律，和其他民族的公民法相比，罗马人的公民法未必就有更强的适用性。

罗马人用其他民族的公民法来审判本国国王，所用的标准实在让人羞于启齿，这种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

由此，我们还可以知道，如果某个家族因为政治法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就不该按照公民法对其加以补偿，那同样荒谬绝伦。

对于依从法律生活的人来说，法律中若有补偿条款，自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些人之所以能占据高位，就是因为人们需要他们成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是他们存在的意义，补偿条款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坏事了。

当一个问题关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如何能遵照个人的利益原则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可是偏偏有人觉得可以，例如提出路旁水沟所有权[1333]的西塞罗，这不是笑话吗？

第十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我们不应该用公民法的规定来评判贝壳流放制，而应该选用政治法的规定。

不要以为这个制度会损害平民政府，事实刚好相反，它能够充分证明平民政府的宽容。

流放在我们眼中通常代表了惩罚，不过当我们将流放和惩罚区分开，平民政府的宽容就显现出来了。

亚里士多德说，贝壳流放制代表了某种人道主义和平民思想，是人们的普遍共识[1334]。

当时，在推行此种制度的各个地区，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制度，既然如此，我们距离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如此遥远，有什么理由认为原告、法官，甚至是被告不该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