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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五十看不见的战争（第3页）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德国高层人物。

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

德国人对1914年至1920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

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

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

我从哈雷抵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

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

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

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

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

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们。”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他们是对的。

世界大战爆发了。”

“回到祖国数周后，我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北京第九分队。

我愿为国家民族而尽力。

我不想让我最亲爱的母亲担忧，故迟迟末向她吐露真情。

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寄给‘志愿兵邓诗曼’的正式文件。

通知我翌日报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把信交给我时问道。

我不得不坦白说：‘我已经自愿参军了。

’”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

‘这才象我的女儿呢！

’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军档案局，这里与我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

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准尉军官对我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兵，邓小姐。

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

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

’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

李葆忠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

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

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件乐事。

表面上。

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我国空军飞行员在敌方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xxx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