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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二十三迟到的反省（第5页）

你知道，我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

我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大烟、女人，我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蒋公和胡适先生那种水平；而且我对蒋公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铸成大错。”

“您这么说太谦虚了吧？我记得您19岁就被任命为旅长；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一年，您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公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

我还有另一个要命的东西，是我的东北人性格，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我这样的知识水平，又有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唉。”

“您觉得，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要知道，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不瞒你说，我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

我告诉你一件事，其实在捕捉蒋公前的师军长会议上，我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先捉了再说。

’我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我这种人共事，做我长官头痛，做我部下倒霉，结果就是害朋友，毁部属。

唉！”

“说您做事全无计划，恐怕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

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文章也说，您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布党，如今共有国际否决您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您与共布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

“我当时失去了地盘，没有依托，迫切想要得到苏联之军事援助，是以有如此之举。

现在思量起来，仍然好生后悔。”

张学良叹息道，“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

如果我是蒋公，我会枪毙了他，因为这是背叛啊！

但蒋公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公的宽大。

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公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先父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

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

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说，对于张将军您这个人，大陆把您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

台湾把您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布党最后坐大。

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布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似乎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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