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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二十三迟到的反省（第4页）

姓唐的学者笑着感慨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

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

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

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

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

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中正劫持扣留，其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

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将军您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但张将军您晚年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为什么呢？”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

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

’”

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

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

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

胡适先生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

’胡适先生为此专门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也是这个道理。”

“那您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

我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

我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率军和红军交手两次后，两次皆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