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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零五中华之辨（第3页）

。

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

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

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

之后，孙中山在广州为发表演讲，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之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

孙氏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

是与“中华帝国”

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

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

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是也；而“中华民国”

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中华民国”

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

了。

“中华帝国”

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

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和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对“中华民国”

的解释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历史文化渊源，他在《中华民国解》中说，吾国之名为“中国”

，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

《史记》：“中国锡土姓。”

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

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

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

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

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

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

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

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

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