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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章 摸底（第2页）

杨度很快觉察出了自己的失态，他抬起头来，迎上了杨朔铭夫妇的目光，脸色又恢复到了常态。

“皙子所言，正是我和她常常争辩的一个方面。”

杨朔铭看着杨度，微笑着说道，“不瞒皙子，皙子所作之君宪救国论，与我心亦有戚戚焉。”

“噢？瀚之也是赞成君宪政治的？”

杨度的神情再次变得专注起来。

“记得皙子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

’此言极当。”

杨朔铭说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权理论传入，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专制理论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对在此专制政治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完全忽略，如我中国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

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

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

以满脑此等旧思想之民，骤行民主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杨朔铭对中国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党政官员，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

自居的么？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

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

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

变词言之，即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

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

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

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

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

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

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

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