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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芦花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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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纯情散文新作（.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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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芦花荡

（一）

有的人愿意回忆幸福，有的人愿意咀嚼莕难。

这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不同而产生的强烈反差。

我属于后者，这不是自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安排。

不知因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近梦，所有的梦境都非常遥远：在大山山腹中挖煤；在风雪道路中的跋涉；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卢花蕩中，衣衫褴褛的我背负着重荷蹒跚而行。

垵说，噩梦醒来之后，是不愿意反复回味那充满了血色的梦境的……我属于一个例外，不仅难以割舍更深残梦，还对那片淹埋了我青春岁月的土地，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

的情思。

因而，当此世纪之交，我重访那片“芦花放白燕子飞”

的劳改故地时，我的思绪可谓西感交集。

1967年至1999年，在32个流逝过去的年头里，我不知在梦中与它相会了多少次；甚至夜宿在莱茵河横流而过的波恩时，可能是莱茵河波光水影的刺激之故，梦里居然出现了环绕这片芦花荡的金钟河。

町是，当我重访这片芦花拂面的土地时，我感到了感情上的失落。

这种失落不是黛玉悲秋式的感伤，而是记忆中美好东西移位了的痛惜。

昔日流淌在劳改农场边缘的金钟河，河水虽然仍在滚滚东流，可是河面上不见了片片帆影，那帆影曾是那个年代我心灵的惟一慰藉一因为那片片帆影是通往“自由世界”

的，我常常面对飘逸在水面上的帆影产生梦幻。

1979年平反以后，我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就是描述我心中的那片帆影的。

当年，北大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在身陷囹圄后，因为老婆离婚，孩子无处可去，不得不把他幼小的孩子，也带到劳改队里来。

按说，监管单位是不许带娃儿进瓮的，不知是哪位仁慈的狱政首长，竞然收留了那个娃儿；于是那个可怜的娃儿，在人间的最底层，成了人性聚光的焦点。

烧锅炉的老右邓成，在严寒的冬日，总是把热热的炉渣，往那个娃儿住的屋子里倾倒，以给这只雏乌增加一点热量。

当时正是大饥荒年代，一个被关进劳改队的小蟊贼，因为偷了别人的食品，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不是为了饱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行窃，他是为这个娃儿的肚饥而施展神偷。

这个故事早已封尘了多年，可是在90年代，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来信，原来是黄继忠写来的，他如今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信中内容就是谈及《远去的白帆》，他对一个中国作家的笔墨良知，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应该受到尊敬的是我吗？不！

是苦难岁月中人类对弱小共有的怜悯和同情，有资格接受黄继忠这份敬意的，首先应该是敢于收留下那个娃儿的监政头头，是类似邓成众多雪中送炭的同类，还有那个忍辱负重给雏鸟喂食的窃贼；我只不过将那凄美的故事，用笔展示给读者而已。

仔细回忆起来，这片北国的大芦花荡，深藏着冰与火同流的乐章。

说它是冰，那儿是专政机器，人性是受到强力制约实属自然而然；其中最为冰冷的是在重压下的豆萁相煎，知识分子中有的受老祖宗流传至今的愚忠影响，有的则出于个人争取早日出瓮的目的，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自我杀戮的悲剧。

那虽然是不见刀光剑影、兵不血刃的战争，但是给后人不知留下了多少有待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课题。

面对着这片秋风中肃立的芦花荡，我联想起文革浩劫，不只是神喻的功力，民族的残缺……包括相当部分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品格，都是文革之火的助燃剂。

说它是火，尽管这里是社会的最底层，舂水依然在冰层下流，人类的美好良知良能，并没有被政治功利吞噬到一无所有。

我在《死亡游戏》中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类人物，他们对一切都十分清楚，有的以死抗争，有的在豆萁相煎中则缄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