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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霸利义之争上（第2页）

朱熹列举程颢所说过的“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的话作为自己的论证，并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

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

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

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

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

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

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

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

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

在这一点上，朱熹自然不会赞同，他认为：“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

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

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

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

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

他的意思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

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大义，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动机不纯，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

并不值得称赞。

陈亮对此也予以了反驳，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

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

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只如太宗，亦足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秒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

也就是说陈亮认为，道是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存在，并不能孤立。

如果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自己说的就是讲义，是王道，而汉唐的行为就是求利，是王霸，那么按朱熹的观点，不是说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而自已的学说才是前后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把事情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尽管两人又经过了多次论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番论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学术上的争论。

也引发了其他人的极大兴趣，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又以陈博良对双方的总结最为精辟，他说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陈兄之说也。

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功夫。

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

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