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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9部分（第1页）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英国发言。

他指出，1936年条约在其1956年期满之前，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法律上加以修改。

埃及的论据说，由于轴心国对和平的威胁已不存在，签订条约时的那种环境也就有了变化，从而应当适用事过境迁原则，可是这原则在任何国际法庭中都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关于把英国军队驻在埃及说成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那种提法，正是埃及所引用的1946年12月14日决议的文句，把“条约中自愿和公开表述的”

同意一方军队驻在另一方领土之上一事作为例外情况，“。

。

与宪章并不抵触”

。

他引用了一系列的话，证明1936年条约在埃及几乎是受到一致欢迎的；条约神圣也是国际法的一项首要原则。

他的政府以“最同情的态度”

来看待埃及修改该条约的要求，并提出在合理的条件下从埃及撤出英国军队。

贝文一西德基协定没有生效，“只是由于一个原因，即埃及不准备将来给予苏丹人民以自决权利，亦即埃及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所力争的那种权利”

。

8月11日，当安全理事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开会时，努克拉希首先被邀发言。

他把卡多根5日的发言说成是“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而作的一份肆无忌惮的辩护词”

。

卡多根则在答复中再一次宣称，英国之所以抓住1936年条约不放，只是因为埃及借口苏丹议定书问题否决了贝文一西德基草案的缘故。

＇他说＇努克拉希帕夏回答说，安全理事会决不应受到“双方法律上种种权利问题的阻挠”

。

“不管条约不条约”

，安全理事会应该一律照章办事。

一旦缔约的一方说它对所承担的义务不满，以致宁肯使其人民制造对和平的威胁而不肯再继续承担这些义务时，安全理事会就应该把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问题丢在一边。

那些蓄意要达到他们的愿望的埃及政治家们，一直不断地煽起反对这个条约的情绪。

如果存在着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的话，正在制造对和平威胁的，正是这些埃及政治家。

这时，讨论已进入一般性辩论的阶段。

波兰代表发表意见说，安全理事会不应该由于本问题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个“就其宗旨来说已经过了时，而就其目的来说已经实现了”

的条约，对一个成员国的“正当的民族愿望”

和主权是起了障碍的作用的。

在关于英国军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

地从埃及和苏丹撇出一事上，波兰将支持埃及的要求，不过目前尚提不出有关“自治政府和自由政治机构的发展”

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后者则应是联合国在苏丹问题上的首要目标。

俄国代表葛罗米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8月20日，巴西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双方“恢复直接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则就双方自行选定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达成一项解决争端的方案”

。

中国（国民党人）代表建议在该决议草案序文中增加一段，说明英国已部分地从埃及撤出了它的军队，并且准备谈判全部撤出的问题；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理解本安全理事会怎么能够成为安排剥夺苏丹人民这种自决权的集会，而这种启决权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支持巴西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卡多根所提出的那一项要求，可以把1936年条约的效力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来裁决。

但是，努克拉希把巴西的提案看作是“逃避’安全理事会“主要责任”

的遁词而加以拒绝：对于英国根据1882年“侵略”

的那种“原始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