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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6部分（第1页）

署长通过一系列的月报（月报于1945年初开始，一直继续到1947年6月）使中央委员会能随时了解他的工作的详情。

从那以后，中央委员会执行了全会的权力——主要是为了结束联总业务——而月报也就改为两个月一次了。

除了全会（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委员会（最高执行机构）之外，联总的管理权原应掌握在一系列委员会手中。

第一届全会（1943年）建立了欧洲地区委员会及远东地区委员会；还建立了物资供应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以及物资供应委员会所属小组委员会（决定受援国的支付能力）。

此外又有审计小组委员会、规划小组委员会以及五个专门咨询委员会（处理农业、难民、卫生、工业的恢复和福利事宜）。

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向全会、中央委员会和署长提出建议；但是整个说来，它们在开展联总工作方面只起次要的作用。

……为这些委员会规定的细则都是表面文章。

原来指望这些委员会能成为重要的工具，能促进会员国政府对联总工作的好感、参与和支持，但结果却使人们担心这些咨询机构会延误联总的行动。

联总的工作要求能迅速满足紧急需要。

联总的存在是短暂的，不能让这些在政策方面提供意见的各种委员会通过漫长的讨论而推迟联总的活动。

因此，总署并不鼓励委员会开会。

到第二届全会期间（1944年），会员国政府都表示不必再添设委员会。

第三届全会（即1945年）解散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会员国及总署对此是欢迎的。

全会欧洲委员会和全会远东委员会具有重要的职能，如：

1。

　提出整个物资需要数量的根据，提出公平合理分配现有救济物资的意见；

2。

　接受并讨论定期报告，并就协助难民的组织工作以及就协调各国关于医疗及其他善后救济事宜的行动提出意见。

全会欧洲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希腊、冰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联、英国、美国和南斯拉夫。

丹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是以后参加的；而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代表（1946年以后）被邀列席会议，无表决权。

这个委员会从1943年11月至1948年3月共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先后担任主席的都是英国人，如粮食大臣J·J·卢埃林上校（现为卢埃林勋爵）；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欧内斯特·布朗议员；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勋爵；肯尼思·P·扬格议员。

全会远东委员会是一个有影响的重要机构。

直到第一次南京会议（1946年6月7日）为止，它的事务主要是讨论总署关于当前工作的双月报告，讨论官方或专家派遣团的考察报告。

在它转移到中国之后，它成为决定总署远东政策的一股力量……它特别讨论了下述问题……如难民工作的规模，需要更多的当地通货的情况，以及救济物资在某个国家内分配不均的情况。

1947年是远东委员会、也是联总在中国的活动遭到很大干扰的极为困难的一年，因为内战扩大，运输困难，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迫使这个地区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它的咨询职责范围。

第三节　联总行政部门的人员和组织

（一）工作人员的聘用

联总的工作人员在1946年6月份达到最高峰，当时有第一类人员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九人，第二类九千九百六十二人，第三类一千三百九十八人（总共将近二万五千人）。

在第一类工作人员中，男性占百分之五十八，女性占百分之四十二；就国籍而论，美国占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占百分之三十四，其他欧洲国家占百分之二十二，英国自治领占百分之七，中美洲和南美洲占百分之一，其他国家占百分之一。

在全部工作人员中，总部聘用了一千八百二十三人，欧洲地区署聘用了一千六百零一人，中国署聘用了一千二百十四人，德国的难民救济署聘用了五千一百九十一人，欧洲地区各个派遣团聘用了二千五百十九人。

第一类雇员“根据国际就业条件和规定有可能在本国或外国服务”

；第二类雇员在当地聘用，只在受聘国服务，不受总署关于国际就业条件和规定的约束；第三类雇员是志愿机构的工作人员，总署不付给薪金。

这些工作人员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官体系，保证决不“因性别、种族、国籍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