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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0部分（第3页）

。

“政治，让政治家们去搞吧。

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

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

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

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

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

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

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

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薰陶。

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

他们会60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

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实的理解。

他们不明白在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作了多少精神准备。

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

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

无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

无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

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

。

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

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

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藉以逃避责任。

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

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

他们不愿承认错误或请求宽恕，唯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

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

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确是一个错误。

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

解决的办法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

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

这样，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紧张。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61　承担“集体罪责”

的观点。

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

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