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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一言毁市 2（第2页）

在北京如期召开，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吴敬琏已“无处可逃”

，他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被上百位记者团团包围。

媒体报道说：“在政协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

不堪其扰的“两会”

新闻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个安排，它通知全国媒体：9日下午，吴敬琏将在京丰宾馆召开一场个人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吴敬琏一坐下来就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记者们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答：“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

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

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

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

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

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董辅教授也说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

’如果（炒股）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

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吴敬琏还有感而发地谈及了他与一些学者的分歧，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

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在讲完这些话后，吴敬琏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吴敬琏南下江苏，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向”

的讲座，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中国股市泡沫经济是存在的，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

庄家是触犯刑律的，庄家也是触犯民法的，而且庄家和上市规则也不吻合，但现在谁都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体上还可以公然讨论‘跟庄走天下’，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股市现状太不正常了。

别人不说，我岁数大了，不讲白不讲。”

同时，他反对政府用托市的办法来“拯救”

股市。

3月24日，吴敬琏在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再谈股市异象及经济界的腐败现象。

他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

的政策。

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

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

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

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那么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否因为改革理论的匮乏而造成的？吴敬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