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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闯关失败 1（第3页）

，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

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

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

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

中牟取利益。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

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

，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

。

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

。

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

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

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

，必须着手治理。

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

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

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

、“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

。

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

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

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

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