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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闯关失败 1（第2页）

、“部门承包”

、“财政大包干”

、“外贸大包干”

、“信贷切块包干”

等五大包干制度。

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回到了维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运行状况。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中央宣布将在当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领导人因此要求各咨询机构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

吴敬琏执笔完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度成长准备基本条件，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

。

他写道，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头脑变得不太冷静，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

，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

的局面。

“超分配”

同“超高速”

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损害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吃了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老本”

，也妨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一份研究报告虽然总体上得到肯定，但“国民收入超分配”

的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

这种现象。

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

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

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

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

，说成“大事不好”

，“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

，并说，“超分配”

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

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

，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

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