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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敖曹 河北汉人之光（第3页）

对孝武帝而言，在内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汉大臣的辅佐，在外有贺拔岳兄弟可为制衡。

而高欢的立场则就更清晰，他始终明确自己赖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镇力量，由其韩陵之战前对高敖曹部曲战斗力的质疑便可见一斑。

高乾的死，对孝武帝而言是恼羞成怒、放弃并惩罚一个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强，对高欢而言则是提前剪灭一个潜在的对手和隐患。

高乾死后，其兄弟高敖曹等纷纷投奔高欢，似乎可以证明高欢并无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高氏兄弟已经不是早年横行乡里、意气用事的乡里侠少，他们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乡土势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诛杀，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尔朱氏余孽，渤海高氏起义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图就是反对尔朱荣势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

高敖曹等此时投奔高欢，既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毕竟高欢当时已经彻底消灭尔朱兆，并以晋阳为其霸府、确立了并肆之地为其大本营的路线，与河北豪强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乡土资源竞争矛盾。

公元534年，高欢自晋阳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义也是诛杀斛斯椿等尔朱氏余孽，这与河北豪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后，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中战死。

自此以后，东魏方面便鲜有汉人担任方面大将。

高敖曹的死，当然不可以直接归咎于高欢，但其实仔细分析之下，高敖曹应该是死于东西两大北镇武人集团的联合绞杀。

高敖曹的军事能力不必多言，尽管高欢坐拥六镇大部分的军事武装、且麾下多有北镇将领，但在东西魏对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终都是独当一面的统军大将。

当时世道，南下的北镇武人已经成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师王思政也还没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说是当时河北汉人武装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风也的确是让人志气大壮。

高敖曹曾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搏戏，御史中丞刘贵遣人来召见郑严祖，高敖曹却不放行，并命人将刘贵使者用木枷锁住，刘贵使者说：“枷时易，脱时难。”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头颅并说道：“何难之有？”

之后高敖曹又与刘贵相坐，有人来奏黄河民工死伤甚巨，刘贵说：“头钱价汉，随之死。”

高敖曹闻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刘贵。

刘贵逃回军营，高敖曹还要召集部伍攻击刘贵军，侯景、万俟洛等胡将劝说之下，高敖曹才肯罢休。

刘贵就是当年高欢落魄投靠尔朱荣时、数次向尔朱荣举荐高欢的匈奴人，面对高欢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让。

虽然后世有论刘贵所谓“一钱汉”

并非特指汉人命贱，高敖曹反应过激云云，但先有社会普遍的歧视氛围形成，才会有闻言大怒的反应，这是必然而有的现实。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刚愎之处，但其不阿贵幸、勇于反击的作风，在北魏末年胡风浸深、六镇武人桀骜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亦足可称筋骨强悍。

史载高欢对高敖曹礼遇有加，临军常以鲜卑语号令，但在面对高敖曹时便说汉话。

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门仆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欢亦不见罪。

但无论高欢个人对高敖曹怎样的礼遇，东魏之所建立依赖北镇武人为其军事基础的基本路线不会改变，高敖曹这样的存在在东魏自然是一个异类。

东西魏河桥之战，是东魏侯景、高敖曹率先发难，进攻金墉城。

之后侯景退走河桥，西魏大军得以全力进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终不敌退走，抵达河阳时却被河阳太守高永乐拒绝接纳，最终西魏追兵赶到、斩杀高敖曹。

在这过程中，始终不见侯景对高敖曹进行有效增援，而作为高欢族亲的高永乐对高敖曹更是恶意明显。

所以说，高敖曹的死，其实是北镇武人为主体的东西魏联合对高敖曹这一汉人武装代表的排斥与加害。

侯景作为怀朔镇仅次于高欢的北镇武人代表，其时又离开河北前往河南发展，高敖曹也时常领兵于河南进行军事活动，彼此间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虽然河桥之战的爆发不是以铲除高敖曹为最大动机，但当战场局部形势形成时，侯景是有绝对的理由和动机放弃高敖曹这一友军。

高敖曹长久以来不合群的桀骜姿态，也让他遭到东魏北镇武人群体杯葛排斥，因此高永乐落井下石，眼睁睁看着高敖曹被西魏军队斩杀。

高欢对渤海高氏的态度，也是东魏政权初期势力格局一大线索。

最初，高欢刚刚接手六镇镇民，因六镇之众疲弱难战、势力仍然弱小。

正是靠着河北豪强的主动接纳，高欢才得以顺利进入河北。

直至韩陵之战时，高欢的兵力仍然远逊尔朱氏，这说明他对六镇镇民的整编仍然不够彻底有效。

前文有讲，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收复，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诈在内的权术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