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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母事略XinShuHaiGE CoM（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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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shg.tw）”

！

先母事略周作人

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这年，在我是一个灾祸很重的年头，因为在那年里我的母亲故去了。

我当时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同讣闻一起印发了。

日前偶然找着底稿，就想把它拿来抄在这里，可是无论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只好起头来写，可能与原来那篇稍有些出入了吧。

先母姓鲁，名瑞，会稽东北乡的安桥头人。

父名希曾，是前清举人，曾任户部司员，早年告退家居，移家于皇甫庄，与范啸风（著《越谚》的范寅）为邻，先君伯宜公进学的时候，有一封贺信写给介孚公，是范啸风代笔的，底稿保存在我这里，里边有“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

，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先母共有兄弟五人，自己居第四，姊妹三人则为最小的，所以在母家被称为小姑奶奶。

先君进学年代无可考了，唯希曾公于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年）去世，所以可见这当更在其前。

先母生于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七岁。

先母生子女五人，长樟寿，即树人，次櫆寿，即作人，次端姑，次松寿，即建人，次椿寿。

端姑未满一岁即殇，先君最爱怜她，死后葬于龟山殡舍之外，亲自题碑曰，周端姑之墓，周伯宜题；后来迁移合葬于逍遥溇，此碑遂因此失落了。

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亦葬于龟山，其时距先君之丧不及二年，先母更特别悲悼，以椿寿亦为先君所爱，临终时尚问“老四在哪里”

，时已夜晚乃从睡眠中唤起，带到病床里边。

故先母亦复怀念不能忘，乃命我去找画师叶雨香，托他画一个小照，他凭空画了个小孩，很是玉雪可爱，先母看了也觉中意，便去裱成一幅小中堂，挂在卧房里；搬到北京来以后，也还是一直挂着，足足挂了四十五年。

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已曾写过，见第十八章（注：《周作人回忆录》）中，所以现在从略了。

先君生于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绍兴所谓刚过了本寿。

他是在哪一年结婚或是进学的，都无可考，或者这在当时只用活字排印了二十部的《越城周氏支谱》上可能有记载。

但是我们房派下所有的一部，却给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往北京图书馆去查访，也仍是没有下落。

先君本名凤仪，进学的名字是文郁，后来改名仪炳，又改用吉，这以后就遇着那官事。

先君说，“这名字的确不好，便是说拆得周字不成周字了。”

但他的号还是伯宜，因为他小名叫作“宜”

，先母平时便叫他“宜老相公”

——查《越谚》卷中人类尊称门中有老相公，注云有田产安享者，又佃户亦常称地主为收租老相公，意如是称谓当必有所本，唯小时候也不便动问，所以这缘故终于不能明了。

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

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

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

她听到了这话，并不生气，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地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

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

我将这事写在《鲁迅的故家》的一节里，我的族叔冠五君见了加以补充道：

“鲁老太太的放脚，是和我的女人谢蕉荫商量好一同放的。

金鱼在说了放脚是要嫁洋鬼子的话以外，还把她们称为妖怪，金鱼的老子也给她们两人加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并责备藕琴公家教不严。

藕琴公却冷冷的说了一句，‘我难道要管媳妇的脚么？’这位老顽固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一声不响的走了。”

所谓金鱼的老子即《故家》里五十四节所说的椒生，也就是冠五的先德藕琴公的老兄，大扫帚是骂女人的一种隐语，说她要败家荡产，像大扫帚扫地似的，南池乃是出产扫帚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