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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开民智愚民心（第2页）

而田乞的大势则是在内部产生的，对民意的导向，对民意的诱导。

在这一点上，晏子刚刚提到的‘大义’宣传，田乞就觉得晏子的想法太过简单。

或者说，晏子在大局方面的看法不能说简单天真，只能说纯粹，作为晏子乃至是孔孟这等思想家，考虑的时候不会把百姓想的很坏，或者是很愚昧。

他们会把问题想的美好一点。

毕竟对他们来说，治下的这些人的水平就是他们教育的结果，他们怎么可能把问题的先提条件设置成百姓是‘愚昧’的呢？

当然，话说回来，百姓本身不能说愚昧或者不愚昧，只能说是淳朴。

当然，真正说起来，这两个名词并没有绝对的冲突。

可以说，百姓就是那个百姓，而真正决定他们是‘愚昧’还是‘淳朴’的乃是上位者。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凶器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凶手。

很多时候，百姓可能就是这个工具，就像田乞的‘市国’，自下而上控制全国。

若是上位者心系百姓，万民同心，众志成城，那么必然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上位者很少有达到这个高度的。

一方面是上位者自己居心不良，另一方面也是广开民智这种事情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另一方面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智的开启，到了这个阶段，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意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哪怕是上位者也都是为了自己的考虑，他们所做的开民智也是在维持自己的基础上所做的。

甚至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打着开民智的旗号在‘愚民’。

民智强，则国家强；民智弱，则民族亡。

对于民智在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中的这种关键意义，

自从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

以来，官僚集团就是一个智商较高的社会群体，社会精英主要集中在这里，似乎他们不是开民智的重点。

但是，权力既可能使人异化，也容易让思想僵化，利益的驱使更会让一些人变为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反对者。

在中国历代的社会变革中，多数官员受权利、地位的制约，总是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

从一定意义上讲，历次改革的最大障碍，主要来源于守旧官僚这些既得利益的守护者。

戊戌变法以及商鞅变法以来的所有改革，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故而，当进行维新变革时，开官智就异乎寻常地重要。

可以说，官智提高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难易和深度。

而且，受几千年中国小农社会的影响，官不仅被老百姓视为决定自己命运的“衣食父母”

，而且是做人的榜样，奋斗的目标，道德的化身。

官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是百姓模仿的楷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官的一举一动，极大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走向、道德的归宿，乃至社会的风尚和价值观的形成。

在中国，官始终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

所以，开官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功能。

梁启超十分形象地讲：“官智开一寸，民智长一丈。”

官智提高了，官场不断淘汰有碍先进文化的东西，中国民众素质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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