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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无题往事３

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

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楷模，十二月党人则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

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

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

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的故事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故事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之乐为乐、以己之乐为他人所乐，那无私和无畏岂不是来得更实在更可靠？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会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

我看《牛虻》时因为割扁桃体在家休假。

那是夏天，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院子里渐渐喧闹起来。

家里人叫我吃饭我不理睬，爸妈以为我不舒服，不断地问这问那，我实在忍不住，趴在床上开始哇哇大哭，哭得昏天黑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成年以后我从没这么放肆地哭过，把大家都吓坏了。

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发现我床头放着《牛虻》，告诫我以后应该读《欧阳海之歌》或者《金光大道》这类书。

我笑着，但不置可否。

从那时起我的正统形象改变了，我任教的学校有人提出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再加上我对黄帅造反表示了不同看法，入党申请一拖再拖地被搁置起来。

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奥里维和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感动得我泪如泉涌。

一九七八年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第一批就有这本书，我当然买了一套，但却从来没有翻看过。

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我不愿意相信，人一成熟就得否定单纯。

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后，我在给一凡的信中写道：“我们无缘享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

《红与黑》《红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为我反叛的初恋增加了几分悲壮，对家庭的反对更有恃无恐，尽管实际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外国经典小说，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

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的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

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

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未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人间大同的共产主义，我们无需描述她是什么样子，无需证明她是否完美是否能够实现。

如果能在失望中找到安慰、鼓励，何必要去追究是否能实现呢？有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未来，又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与利害呢？“相信未来”

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地坛公园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

那时的地坛公园荒凉而安静，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

其实要的是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读书，读文学书，读外国文学书，觉得自己很浪漫，很理想，甚至很贵族，很文化。

总之，带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让人兴奋。

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

你变得格外活跃，也格外大胆。

正是在那段时间，在那条路上，我认识了双腿已经瘫痪的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