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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

这点儿钱仍然是杯水车薪。

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

可还是想：如果工厂、公司、市里都不再给钱，写信、登报甚至上访都没人再理你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五十万。

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

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

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

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一直能维持你的生命。

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

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

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

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

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至今我还记得那医生姓黄，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病人的电话和地址。

她真是一个幸福的病人，医药公司用出厂价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应药品，而且费用都由单位负担。

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时被拴在床上，插进颈内静脉的管子有一个泵，血液不会回流，可以随时把输液管拔出来，白天能够自由地活动，晚上用从瑞典空运来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体一次放进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觉一瓶一瓶地换。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

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

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

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

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

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

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

的字样。

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

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

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

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

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