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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巡视东南驻扎淳安（第5页）

淞沪会战，苏浙别动队草率成军，不过是几个三教九流、虾兵蟹将；如今军统不仅拥有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还有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而且装备的大多是美式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这实在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

，其实力不亚于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4月4日，蒋介石召见戴笠，告知拟调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

直到这时戴笠才意识到，军统十年庆典“玩大了”

。

唐纵最初是追随戴笠的“十人团”

成员，也是戴笠将他推荐到侍从室的，如今早已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

第六组负责情报工作，唐纵等于代表蒋介石统辖各情报机关业务，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蒋介石。

其责任之重大，作用之关键，令戴笠对这个主管部门的“老弟”

不敢再以部下相待。

派他来当帮办，以侍六组组长身份兼军统副手，明显是对戴笠个人权力加以遏制。

而这只是第一步，蒋介石要削弱的不仅仅是戴笠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拿掉军统的武装力量。

但这需要有个过程，毕竟在很多方面蒋介石还离不开军统，离不开戴笠，比如战时货运管理局，尽管拖了两年之久，这个机构仍不得不由军统组建（建立于1943年4月）并委派戴笠负责。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遏制戴笠权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之扩大权势范围。

戴笠很清楚，即使他像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那样提着脑袋追随蒋介石，也寻不回当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随着中美合作所合同的签订，军统的情报系统、武装部队已开始了从设备到人员素质的全面升级——戴笠知道，军统的武装力量越提升，蒋介石的心病越重。

这成为笼罩在戴笠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得不严格约束家人的主要原因。

离开江山后，戴笠又去福建建阳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指导工作。

如此一来二去，返回重庆已到6月下旬。

6月23日，也就是戴笠回渝的第二天，蒋介石交代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告知戴笠交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缉私部队等武装力量。

林蔚与前军统局局长贺耀祖一样，也是挂名不主事，且上任不久，不便直接出面，就将这个得罪人的差事交给了唐纵。

唐纵是军统局帮办，由他去说也是顺理成章。

但他深知戴笠对武装队伍的重视，那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出武装部队，他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就在唐纵为难的时候，6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的第一步是削弱戴笠的职权。

戴笠巡视归来例行汇报，蒋介石趁机提出一个思考已久的决定：

“缉私署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戴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早年合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特务处的第一次飞跃，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也成为戴笠的第一个公开身份，蒋介石从此称戴笠为“戴科长”

，以示亲近。

但蒋介石这番话，戴笠听着怎么也亲近不起来，明摆着就是让他辞去缉私署署长。

戴笠早就预料到，在他和孔祥熙这个天平上，蒋介石的砝码最终会放到孔祥熙的一边，尤其林世良案，损害了孔祥熙的利益就等于伤害了宋美龄。

尽管蒋介石早已厌恶了孔祥熙的贪腐，但搬开孔祥熙显然不能操之过急。

从林世良案开始，戴笠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我想，缉私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还是请校长另派他人为好。”

连货运局局长一并辞掉，这倒让蒋介石有点出乎意料。

平心而论，货运局正式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各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个效率。

戴笠主动请辞货运管理局局长，一方面是考虑到该局与缉私署同属财政部，与其等着别人开刀，不如自己拿掉；同时也是想做做样子，货运管理局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经蒋介石同意的他与杜月笙联合抢运沦陷区物资的工作也刚刚启动，他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拿掉他这个局长。

殊不料，蒋介石竟毫无挽留之意，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痛快答应了。

戴笠既意外又失望，更多的是茫然、失落与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