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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逃往江城市（第6页）

，打着“唤头”

走街串巷开始做起了“剪头生意”

。

好在母亲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相对较好的“悟性”

，很快就入了“门儿”

。

两个月下来真的比做临时工多赚了不少钱。

正如老话所说“万事开头难”

。

老妈做“剃头生意”

的头一个月，因手把不行没少“作鳖儿”

。

动不动就把人家孩子的头剪得“老砢碜”

了。

没办法老妈要么是连“一毛五”

的剃头钱就不要了，要么就是流着泪动之以情地给人家赔不是。

就这样不乏智慧和心灵手巧的老妈总算熬过了初期那段最难熬的岁月。

当时，一家6张嘴才是生存的第一要务。

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妈是一个也顾不上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在那段时间，淑峰姐14岁正在船营四小读书；三哥贵章9岁在五小读书；我6岁、老五3岁、久章还不满周岁，只能丢在家里“放羊了”

。

说句实在话，那段岁月在我们这个家庭谈论“父爱或母爱”

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

稍大一点的淑峰姐、贵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时好歹还得到过一些父爱和母爱的“滋润”

，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难时期）和久章亏透了，几乎在整个童年时期“父爱和母爱”

都是跟他俩不沾边的。

因为那时母亲要拼上老命先顾孩子们的嘴，根本没功夫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记得那时候，我跟老五领着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儿”

一样在船营区西关这一带旮旯胡同到处乱窜，小白山、温德河、十四小、五座坟、西大营、江城酒厂、道北大车店、头道码头、洋灰台子、北山公园、航海俱乐部等地无不留下我们这群“半大小子”

打闹嬉戏的足迹。

现在看来，像老五和久章这么小的孩子跟我们这些稍大点的一起混能活下来还真算命大。

有三件事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

领我们哥仨到头道码头下坎“馅饼铺”

骗吃馅饼的事。

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钱买一两馅饼票（一两一张），接着去店外用圆珠笔把“一”

上下各加一横再变成“三”

，然后再让我们三人中的某一个轮班去领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