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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逍遥楼上望乡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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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龙元年（707年）七月，太子李重俊杀武三思父子后**，中宗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

改成王千里姓曰“蝮氏”

，同党皆伏诛。

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

次年，宋之问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佺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

宋之问一生总在阿谀奉承中求仕进之途。

奉承武则天，谄媚张昌宗兄弟，阿谀武三思，讨好唐中宗，永远一副奴才嘴脸。

最后一次，宋之问却站错了位置，在当时朝廷的朋党之争中，他攀附在安乐公主一边，受到太平公主忌恨。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

，太平公主可不是什么善茬，权势滔天，手段毒辣。

她在中宗面前说几句话，便使中宗产生嫌隙。

景龙三年（709年），中宗将宋之问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

这次打击让他清醒过来，体会到了**斗争的诡秘和个人宠辱的无常，他开始反省自己，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

，总之，他想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官，而与此同时，他的诗歌风格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宋之问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

后之从政，忌斯好佞。

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

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

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

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

。

其实，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尤其是宫廷文人，大多精神格局很小，贪图富贵者多，济民救世之心者少，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情怀到了盛唐才在文人中普遍流行开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历贬谪后，宋之问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有力的升华，而他的诗歌创作也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