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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章 山河灿于地 星斗会璇玑（第5页）

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

他儿子却道：‘如今大清国沿海全部开放，自有洗钱的法子。

’”

范昭听得脑子轰一下。

胡兆麟问：“哦，竟然有这样的事！

怎么洗钱呢？”

胡庸道：“当时十三行刚刚成为公行，官方监管并不完善，不法商人便利用地下钱庄与洋人私自交易。”

范昭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真没想到，大清朝居然会有地下钱庄。”

安含玉道：“亲家，你刚才说官府让行商专门与洋夷做生意，而洋夷也只能和你们做生意？”

胡庸微微点头，道：“是。”

范昭听了暗道：“又是垄断！

盐商如此，行商亦如此。

官府控制专卖权，再把专卖权卖给商人，这难倒是大清国控制经济的基本模式？！”

胡庸继续道：“我们行商包揽了洋人贸易，所担负的也不轻哪。

官府按洋船货物收关税，不论我们这些行商是否卖出去，关税都是必须交的。

洋商每年四、五月来，九、十月走，期间起居活动，都要我们行商负责。

若是闹出了什么纠纷或是官司，就得打通各方关系才能摆平。

行商确实不易啊。”

异史氏曰：乾隆时期，天朝大国意识是非常浓厚的。

乾隆以广州十三行对等西洋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原则上和文化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朝廷各级官员把十三行能够商贸发财看作是朝廷的恩赐，所以对商行进行毫不知耻的盘剥。

为了撑起天朝的面子，对行商破产不但不保护，反而加以连带重责，使得行商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也是拥有垄断贸易权的行商经营不善就会破产的根本原因。

如此，行商能爱大清朝廷吗？鸦片在大清国如何泛滥的，值得沉思。

官员对行商尚且如此，对平民百姓更是不知怜惜。

官不爱商，商岂会爱官？国不爱民，民岂会爱国？

注1：据乾隆《广州府志》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布政使王士俊在天字码头建日近亭，供接官之用，官员卸任离广州时，也在此亭恭请圣安，然后才下船启航赶路。

注2：行商制度是天朝大国思维的产物，核心思想是不承认他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具备国家行为的特征，如此，行商以民的身份与具备国家体量的东印度公司贸易，实力严重不对等。

东印度公司后来以商欠的形式控制行商，造成行商的各种问题，实在是清朝没有根据时世变化及时改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