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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战友亲人乔国桢（第2页）

我问他早晨吃的什么?他说:“还是昨天早上吃的一个窝窝头。”

我要给他买点大饼吃，他说:“肚子太空了，只能先吃点稀饭。”

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来，忽然看到从我房间里有烟冒出来。

正当惊奇之际，他撩开门帘，招手让我进屋，小声解释说:“昨夜工作太晚了，回不了市里。

半夜我来敲你对面张玉的门（张当时是共青团员，也是纱厂的工人），想在他那里过夜。

哪知他喝醉了酒，门叫不开，反而惊动了外面的工厂经济巡捕。

门外警笛吹得很紧，我出不了你们工房院子，只好开开你的房门躲下来。

你知道，我是刚越狱不久的逃犯，要再被捕的话，就可能活不成了。”

听了他的话，我下定决心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便于他工作和生活，以更好地保护机关和他的安全。

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在郑庄子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又一个绝密的住址。

从此，我们两人便生活在一起，既是战友，也是夫妻了。

谁知，我们共同生活还不到三个星期，我在郑庄子的住址就被破坏，我也被捕了。

所幸的是，那里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到小刘庄，与他无牵连。

后来我听说，他还继续利用小刘庄机关，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为止。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一别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乔沙。

生乔沙19天后，我就刑满获释，可这时他已入狱四个多月了!我因为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当孩子满月后，组织上便派我去青岛山东省委机关工作。

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被破坏，我再次被捕入狱。

那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只得跟着我去坐监牢。

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们母女出狱。

可这时我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又听说他也牺牲。

我一个南方女子，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北方举目无亲，无法生活，只好回湖南农村娘家暂时栖身。

1937年初夏，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身北上寻找国桢。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年后我们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在北平阜成门外罗道庄一个姓万的人家中。

白家驹同志领我到他的住所，见面时的气氛真是凄凉啊!那时，他患严重的肺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了。

他躺在床上，满怀希望想看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可是我没有带来，使他失望了。

他不愿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终生啊!我见到他那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病体，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时他反而又安慰起我来，微嗔着说:“革命的人掉眼泪，不怕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