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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乔国桢同志生活的片断（第2页）

但疗养院因没有特务们所问的人的姓名，便搪塞过去了;可是北方人全院只国桢同志一人，恐特务二次再来，对国桢同志不利，叫国桢同志赶快离院。

疗养院不但未向他要住院费，而且还给了他几元路费。

他立即离院步行90多里到了上海，找朋友借了些路费又来到北平。

据他分析给他透露消息的人，可能是地下工作者。

1935年我们又在北平西山赁了两间小房同处养病。

我受国桢同志革命精神鼓舞很大。

有一次闲谈，我说:“像我们这样多病的人能多活十年八年就很好了。”

他说:“我们要活就活下去，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如果只活十年八年，那我就不养病了，不如照常参加革命工作。”

我说:“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

他说:“中国革命非常艰苦。

胜利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臆断，但二三十年后一定能胜利。”

有一次谈到一位叛徒杨朴（又名杨玉峰），他和国桢同志自小同乡同学，曾结为异姓兄弟。

我和国桢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的把兄弟现在要接济你养病，你是否接受?”

国桢同志很郑重地说:“绝不能接受他的钱，如果接受他的钱，就更不如他了。”

可见国桢同志党性很强，对于敌我界限分得很清，决不会因私人感情损伤阶级立场。

1935年有人在国民党军二十五师陷害军委朱少侯同志（陕北镇川堡人），朱同志脱险后，特务根据叛徒的告密，往北平大学学生高家琪处搜查朱少侯同志，发现国桢同志寄高家琪一明信片。

特务便根据这一线索，将国桢同志和我逮捕。

当时因我们都在床上躺着静养，不能走路，被押于警察厅，还须[要]人照顾，遂又被送回原养病处，并派两位警察监视。

国桢同志乘警察不注意时，和我商量脱险办法。

他说:“我有组织关系，如不逃跑，特务决不罢休。

我一跑，你没有组织关系，这官司就好打了。”

我当即同意国桢同志先脱险，并给了他五元硬币作路费。

他晚间乘警察酣睡后，由窗口跳出脱险。

特务第二天来对我大发脾气，以为我叫人将国桢同志接走，当即将我送往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

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到西安才和国桢同志见面，他的病还没有好，须动手术，但国内已不可能。

遂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由延安送到新疆，计划出国往苏联治病。

不料日后回国到新疆后，盛世才叛变，国桢同志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遇难。

听说国桢同志被押后身体消瘦，营养不足，难友们都把自己仅领到的一点羊尾巴油节省下来，给国桢同志补充，但他坚决不肯接受。

他觉得自己的病是多年陈病，决不能因自己的病影响同志们的健康。

自己的病能好与否不敢预测，他希望同志们都能身体健康，出狱后继续参加革命。

1959年9月10日

（作者蒙仲穆，另名嘉福，陕西省旬邑县人，曾在三原中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