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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战友亲人乔国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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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铁忠

我和乔国桢同志是夫妻。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对他的生平事迹也几乎一无所知，但他遗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那么亲切而高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在天津。

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一家药品包装厂的女工。

但药厂破产被封，我的工作也丢了。

那天，他乘一辆黄包车来到我的住所前，那是位于天津老城东南角的一间小破房。

当“车夫”

扶他进门时，我大吃一惊。

一个瘸腿行走不便的人，为什么闯进我的房子来?我以为他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让进屋。

他连忙解释道:“不是串错了门，大姐!是你家中人托我来看望你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党组织派来与我联络的（因为我当时的住址只有组织上知道）。

我连忙将他迎过来，扶他进房中坐下。

他从怀中取出接头信，并说明来意。

他问我是否愿作纱厂的工人?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去纱厂学习当工人。

随后他就安排我去工厂区郑庄子的一间工房居住。

第一次短暂的会面，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虽腿瘸，行动不便，可他毫不介意的坚强意志，使我十分感动;他那言简意赅的作风和高度的原则性，又使我暗暗钦佩。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职工运动的一位负责人，我的新居工房就是他的机关之一。

他的腿是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被捕后越狱时摔伤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开会，听他安排工作。

他那时常住在租界里的秘密处所，从市里到河东郑庄子往返有30多里路，他硬是撑着拐杖往来于市区和工厂区之间，坚持工作。

就是在没有钱坐车的时候，他也从未因自己的腿伤而耽误过工作和约会。

1929年前后的那些年代，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天津市的一些机关和组织也常常遭到破坏。

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紧张，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经常是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就要顶一天。

我一看到他那饥饿劳累的面容就心痛，要给他搞点吃的，可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作工，饿了是不行的啊!”

记得有一次，市里的机关被破坏，他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了，他竟忍饥挨饿，在我们工房的院子里一连开了两天的会。

直到开完会，工友们都散走后，他才找到我说:“大姐!我真有点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