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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在19世纪中叶，穆勒是唯一一位讨论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原则的主要政治哲学家。

他的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在1869年出版时，曾引起许多人的敌意和嘲笑，他的出版商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这部著作还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将启蒙主义用于女性，这种启蒙主义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

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

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

（转引自kourany，261）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

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对穆勒的功绩不能忘怀，但对他的一些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

比如他有一个相当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女人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直觉，更现实，而男人的思维模式则更宽阔宏大。

尽管他说女人的直觉现实的思维模式对男性会有助益，他这种概括本身还是受到了抨击。

此外，穆勒虽然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教育和就业上的平等，当仍坚持认为男女在社会上应有不同的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区分与公私两大领域划分的观点十分接近。

批评穆勒的人一方面认为他没有遵循自由主义原则，在所有的问题上得到符合这一原则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本身也有局限性。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斯坦顿（cadystanton），她当时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女性。

她有意模仿独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

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在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

但是，她忽视阶级与种族问题，甚至发表过“白种女人比前奴隶更有选举资格”

这样的言论。

斯坦顿还流露过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思想，但她的观点基本上还保留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之内。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运动第二波中的代表是波伏瓦。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自我”

，将女性定义为“他者”

。

女性不仅与男人不同，而且低于男性。

虽然压迫是结构性的（如经济歧视），但是反抗是个人性的。

女性无法逃避“女人性”

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

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

：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一变革将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

（ollenburr，etal，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