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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兵制（第9页）

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

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

乡兵，番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

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

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

。

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

甚至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即由于藩镇的存废。

这真是瞽目之谈。

唐朝强盛时，何尝有什么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业已因国威陵替，改取守势了。

从前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

必须如汉之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之设诸都护府，对于降伏的部落（一）监视其行动，（二）通达其情意，（三）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

总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并吞，（二）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

其设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此之谓“守在四夷”

。

是为上策。

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第二义了。

然果其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将亦奉令维谨，尚不失为中策。

若如唐朝的藩镇擅土，则必自下策而入于无策的。

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以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

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

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

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

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即是所谓“无赖”

。

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

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

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

利用养兵之费，销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

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作一个良民了。

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

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

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

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

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

（二）番戍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