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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选举（第9页）

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

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

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

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

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掺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

，只许学习“当代法令”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是和此趋势相反的。

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

这自然是一种进步。

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

然汉朝却始终如此。

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

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

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

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

国家的制度，则唐时明法仍与明经并行，所沿袭的还系汉制。

历千年而不知改变，已足惊奇。

其后因流俗轻视诸科，把诸科概行废去，明法一科，亦随之而废，当官所需用的智识技能，在文官考试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

（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难于改变；（二）而迂儒又有一种见解，以为只要经学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对付，法令等实用不着肄习，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

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凭空揣度，是无从明白其所以然的。

非考其事实，观其变迁不可。

科举制度，只是其一端罢了。

近世的科举制度，实成于明太祖之手。

然太祖并非重视科举的人。

太祖所最重的是荐举，次之则是学校。

当时曾令内外大小臣工，皆得荐举，被荐而至的，又令其转荐，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胜数。

国子监中，优礼名师，规则极严，待诸生亦极厚，曾于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为布、按两司官。

科举初设于洪武三年，旋复停办，至十五年乃复设。

当时所谓三途并用，系指（一）荐举，（二）进士贡监，（三）吏员（见《日知录·通经为吏》条）。

一再传后，荐举遂废，学校寖轻，而科举独重。

此由荐举用人，近于破格，非中主所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