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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选举（第5页）

明经所重的是帖经、墨义。

诗赋固然与政治无涉，经学在政治上，有用与否，自今日观之，亦成疑问。

这话对从前的人，自然是无从说起，但像帖经、墨义所考的只是记诵（帖经、墨义之式，略见《文献通考》。

其意，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默写传注，和今学校中专责背诵教科书的考试法一般），其无用，即在当日，亦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考试法呢？这是因为把科举看作抡才大典，换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罢了。

所以当时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则所取的人并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时所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仍须应吏部释褐试，或被人荐举，方得入官；授官亦不过丞尉；见《日知录·中式额数》、《出身授官》两条）。

可见科举初兴，不过沿前代之法而渐变，并非有什么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间了。

所以所试的不过是诗赋和帖经、墨义。

帖经、墨义所试，大约是当时治经的成法，诗赋疑沿自隋朝。

隋炀帝本好辞华，所设的进士科，或者不过是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之类（聚集一班会作辞赋和写字的人，其中并有流品极杂的，见《后汉书》本纪及《蔡邕传》）。

进士科的进而为抡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杂流，后来变成清要一样。

这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不能执后事以论其初制的。

科举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则确是进步而可纪念的。

唐制，愿应举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

。

州县先试之，而后送省（尚书省）。

初由户部“集阅”

，考功员外郎试之。

玄宗开元时，因考功员外郎望轻，士子不服，乃移其事于礼部。

宋太祖时，知贡举的人，有以不公被诉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复试。

自此省试之外，又有殿试。

此前的郡国选举，其权全操于选举之人。

明明有被选举之才，而选举不之及，其人固无如之何。

到投牒自列之制兴，则凡来投牒者，即使都为州县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试，而于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县所私爱的人，苟无应试的能力，即虽欲举之而不得。

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被选举之权，即因此而扩大。

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

所以说其制度是大可纪念的。

考试的规则逐渐加严，亦是助成选举制度的公平的。

唐时，考官和士子交通，还在所不禁。

考官采取声誉，士子托人游扬，或竟自怀所作文字投谒，都不算犯法的事。

晚唐以后，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和糊名易书等制度，逐渐兴起。

明清继之，考试关防，日益严密。

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禄之途，应试者和试之者，都要作弊，事实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说的，均系乡贡之制。

至于制科，则由天子亲策，其科目系随时标出。

举行与否，亦无一定。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

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

（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