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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10页）

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当这时代，最可纪念的，是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

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还不能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当行之于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日。

于是有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

这三法的要点是：（一）因年龄、属性之别，以定受田的多少。

（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区别。

唐朝则名为口分田和世业田。

桑田和世业田，是可以传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则受之于官，仍要还之于官。

（三）唐制又有宽、狭乡之别。

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予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

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

州县亦是如此。

（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

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

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

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

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

（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

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

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

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绝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

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

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者相等。

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

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

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

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

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

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

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

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

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

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

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