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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7页）

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

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的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另见《货币篇》）。

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

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

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二）大工商家。

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

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

（谓制盐和鼓铸铁器的人）。

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

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

要想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

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

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

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

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

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

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

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

人们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终日。

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以及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

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

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

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

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

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

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

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

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