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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广川董仲舒对曰：&lso;……《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rso;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

&rdo;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ldo;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

&rdo;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ldo;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

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

&rdo;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ldo;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rdo;之语，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

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ldo;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rdo;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ldo;皆自仲舒发之&rdo;不矛盾，这里的&ldo;发&rdo;可以理解为&ldo;发挥&rdo;、&ldo;发表议论&rdo;。

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

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

《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

《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ldo;置《五经》博士&rdo;，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ldo;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do;的建议。

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

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

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

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ldo;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rdo;的起因，而是其结果。

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

《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ldo;谨名分&rdo;，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ldo;谨名分&rdo;，所以伪造&ldo;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lso;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so;&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