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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3页）

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

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

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

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

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

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

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

难道这里面还有某一些极&ot;左&ot;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

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

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

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ot;舍命陪君子&ot;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

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iddot;古勿勒（walter

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

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

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

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

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

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

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

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

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

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