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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 冷战铁幕卷 第二十六章 晋商与徽商（第2页）

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

于是改设“日升昌”

。

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

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

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地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

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

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

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

地生意一派兴旺。

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

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据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已有存款（白银）36000，放款80000，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放款近70000。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

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

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897在日本神户、东大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

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了。

这些晋商在解放之后，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解放遭受重创，考虑到晋商在中国金融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经济崩盘，并且藏富于民。

赵刚对晋商的处理是承认之前的政府过往，当然赵刚也不是傻子，借着晋商的名义，把那些满清贵族的钱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晋商，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从那之后，无论是那一届的晋商领袖，都对赵刚俯首帖耳，就连赵刚所说的基金会，也是毫不犹豫的将实业放弃，投入基金会里面，而这三年，晋商的表现也是紧紧站在皇室一边，一直跟随最强大实力一边的晋商，无疑是赵刚所能依靠的战友。

而扬淮的盐帮却不同与晋商，与皇室极为对立。

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

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

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

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

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

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

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

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