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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历史观（第1页）

金庸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

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

。

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做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

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

，而他本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下文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编者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

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

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

我的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

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

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

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

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

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远远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

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

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

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

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

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

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

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

，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

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请教的，这不是客套。

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

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

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