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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第2页）

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

，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

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

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

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

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

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

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

更替得实在太频繁。

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

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

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

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

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

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

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

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

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

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

。

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