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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法是如何影响受其管制的事物的次序的（第3页）

国王若是只有一个妻子，那国王姐妹的孩子，一定没有国王多，所以将王位继承人限定为国王姐妹的子女，可以有效遏制此种情况的发生。

因为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原因，有些国家的政权一直被某个家族掌握着，比如印度，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家族的人志得意满，其他家族的人恐慌畏惧[1316]。

那里的人认为只有国王长姐的孩子具有王族血统，为了保证血脉传承，必须由她的孩子做国王。

总体原则是，自然法规定了养育子女之责，公民法或政治法则规定了子女继承之责。

至于如何对待庶子、庶女，世界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法或公民法也自有其相应的规定。

第七节宗教法不应插手属于自然法的问题

阿比西尼亚人的斋戒期有五十六天之久，非常煎熬，身体的过度虚弱使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劳作。

土耳其人则抓住斋戒期结束的时机，让阿比西尼亚人[1317]遭受了重创。

为了保护自然法交予大家的自卫权，宗教应该约束此种行为。

犹太人曾经有一条关于安息日的规定。

如果在这一天遭到敌人攻击，他们是不会还手[1318]的，还有比这更蠢的行为吗？

埃及人将某些牲畜视为不可伤害的圣物，于是康皮斯在攻打佩鲁兹时，让这些牲畜站在前方，结果埃及守军真的不敢进攻。

一切宗教法都要臣服于自卫权，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

第八节属于公民法负责的事，不应用教规解决

在罗马，公民法认为在神圣的场合偷窃他人财物，只是偷窃罪，可宗教法却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罪，宗教法关注的是地点，公民法关注的是行为。

可是，有什么理由，将偷窃和亵渎神灵的性质及其定义抛到一边，只看地点呢？

比如不忠，现在可以作为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过去也可以作为妻子提出离婚的理由。

按照罗马的法律这种行为并不合法，可是教会法庭在受理这一问题时，除了教规，什么都给不了。

如果只看宗教法，只看和另一世界的联系，那么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一样损害了婚姻，二者并无区别。

可是，在妻子提出离婚和丈夫提出离婚这件事上，纵观世界所有国家，你会发现几乎每种政治法和公民法都基于某种原因有所偏向，相比于男性，它们要求女性更保守、更能克制欲望。

对女人来说，失去贞洁代表着失去了所有的美德；女性天然具有附属地位，违反婚姻法规，表示放弃这一地位；背弃婚姻的女性会被大自然烙下鲜明的印记；另外，丈夫拥有妻子私生子的监管权和抚养权，至于丈夫的私生子，妻子既没有监管权，也没有抚养权。

第九节应该遵循公民法原则处理的事宜，通常不能遵循宗教法的原则解决

宗教法的优势是神圣高洁，公民法的优势是适用范围广。

宗教法以纯善为根本，它的目标不是让推行这一法律的社会好，而是让遵行此种法律的人好。

公民法正好相反，它的主要目标不是个人的优良品德，而是所有人整体的优良品德。

因此，宗教的本源思想虽然非常让人尊敬，可是考虑到公民法的另一个原则——社会整体利益——到底不能直接在公民法的原则中使用。

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为了捍卫女性的良好风气，制定了某些规则，这些规则都是政治性的。

当罗马变成君主政体，他们基于世俗政府的原则，针对这一问题，又制定了一些公民法。

当基督教兴盛起来，婚姻的神圣，和良好的风气相比，与新法律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思考两性结合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从世俗更多地转向了宗教方面。

按照罗马的法律[1319]，当妻子被认定为通奸，丈夫是不能将妻子领回的，否则以同谋论处。

查士丁尼却不这么想，按照他的规定[1320]，两年内，丈夫可以去修道院领回妻子。

一开始，当参战的丈夫失去音信，妻子有权提出离婚，所以她可以镇定自若地开始另一段婚姻。

按照君士坦丁法[1321]，如果四年之后丈夫还没回来，妻子可以向丈夫军队的长官递交离婚申请书；就算丈夫并未死亡，日后回到家乡，妻子也不会被指控为通奸。

不过，按照查士丁尼法，妻子只有一种情况能重新嫁人——丈夫军队的长官以证言的形式发誓丈夫已经战死。

查士丁尼认为婚姻的持续性非常重要，但我们得承认他太看重这点了。

他在被动证据已经充足的情况下，坚持让人们拿出主动证据；事实上，一个每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想要证明他是不是还活着，难度极高。

人们本能地认为这个出生入死的丈夫死在了战场上，可是查士丁尼却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做了错事，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当了逃兵。

要求女人守活寡，他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将一个女人推入重重危险之中，他损害了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