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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诸生传黄宗羲（第4页）

皆贤”

；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

。

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

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

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

；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

。

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

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

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

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

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

，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

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

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

应该讲，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

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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