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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一十九罗布泊里的奇异闪光（第3页）

认定罗布泊最令人满意的地址，该地有铁路通过，又在空军基地范围之内，周围也没有当地农民的保留地。

到10月15日，中国核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已经全部搬到了罗布泊，原子弹已经组装完毕，吊在一个30米高的铁塔上，地面乱七八糟到处是电缆和传感器。

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

但是天气情况却不利于爆炸。

为试验提供天气预报的陆军气象观测员此前预报得都很准，但10月15日新疆南部的天气突然变坏，狂风怒吼，电闪雷鸣，还下了阵雨。

为避免放射性尘埃因雨水而过度富集在一片面积狭小的地区，核爆炸必须在晴天进行。

此外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不适合起飞，而且试验用的电路和仪器也有受潮短路的危险。

在离原子弹铁塔16公里远的罗布泊试验基地营房内。

钱文长的许多助手力劝他把试验推迟24小时，钱文长沉默不语。

杨朔铭见状把他和几名高级助手叫到办公室里。

平心静气地向他们解释说爆炸必须按照原定时间进行，原因之一是核爆炸成功与否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以及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极为重要，其次是核试验每推迟一天，就意味着战争要多拖延一天，最后，全体试验人员和保卫人员均已精疲力尽，若是将试验推迟，就要一口气推迟3到5天，好让这些人休息过来。

最后钱文长同意按照原定时间进行试验，两人在午夜时动身前往离爆炸现场8公里的掩蔽指挥所。

当预定的爆炸时刻——10月16日凌晨4时到来时，天气仍没有好转，多云夹有小雨，空气湿度很高。

钱文长将爆炸时间推迟了1小时。

5点的时候，天气转晴，钱文长决定30分钟后起爆。

守卫在原子弹铁塔下的5名士兵接到杨朔铭的电话，打开事先安装好的探照灯，将铁塔和装有“椰子”

的小屋照得雪亮，然后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8公里外的掩蔽指挥所。

杨朔铭把钱文长留在了那里，自己赶回基地营房。

与钱文长一道留在掩蔽指挥所里的王金昌博士脸上、手上、胳膊上涂满防晒油，与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打赌原子弹能不能爆炸，钱文长也参加了这场押宝游戏，他那顶著名的软礼帽里很快就塞满了赌注。

凌晨5时39分15秒，南开大学的物理学家陆宇鸣博士扳动了主传导器的开关，接着开动了第二、第三级传送器，电流信号传到了“椰子”

的计时引爆器中，人们开始紧张地计算时间。

杨朔铭趴在张孝准和蔡锷之间，心里盘算着这颗宝贝炸弹要是不能爆炸，中国国会大概就会在战后召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听证会，质询那十多个亿的银元究竟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半开玩笑地对蔡锷说：“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在国会大厦附近买间房子？很可能咱们下半辈子就要在国会度过了。”

蔡锷大笑起来，张孝准则笑着说：“国会的人肯定会吃了我们。”

杨朔铭的担心随着读数到零时迅速发生的爆炸而消失了。

“椰子”

爆炸的时间是1944年10月16日上午5时40分，爆炸当量为2.6±3.2万吨tnt。

当时目睹了这次壮观奇景的德意志帝国公主伊莲妮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它就像人类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

一轮巨大的绿色太阳，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就升到8000多英尺的高度……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

一个直径大约1英里的巨大火球向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为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然力量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似乎亲耳听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甚至连不那么夸张的张孝准将军也在一份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爆炸：“整个原野被一种强度比正午的太阳大许多倍的刺眼光芒照得通亮，那是金色的、深红色的、紫色的、灰色的和蓝色的光芒，它以无法形容的清晰和华美照亮了每一座戈壁。

每一道沟谷……爆炸后30秒，先是冲来了气浪，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