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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第2页）

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

组建中国共（布）党并不是黎寿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

这主意来自莫斯科。

自1919年起，新生的苏俄政fu便成立了“共有国际”

，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

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5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政fu。

此后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欲使其领导下的中国党员能够夺取政权。

从1920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便陆续的潜入中国。

共有国际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组织和活动站。

中国的情报部门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密切关注，并在此后配合中国的警察机关破获了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站。

而他这时还没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是通过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品。

在收缴上来的大量宣传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绍列宁和苏俄政fu的文章。

他开始受到吸引，渐渐的着了迷。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后他便开始留心收集相关的东西。

干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时刻提着脑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搞共有主义活动非但犯法，而且会判重刑，并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

尽管危险很大，但他还是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

他决心在中国实现列宁的理想。

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办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

莫斯科对于他的“投诚”

当然大喜过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国地下党组织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

但由于他本身从事情报工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人”

。

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社惠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

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就是他。

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有党的成员了。

9月，他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

“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

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信仰共有主义。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的朋友很多人都不赞成共有主义，他们从法国写信给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

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