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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零七远方来的客人（第3页）

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

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

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

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斯大林便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

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

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

为了镇压暴动，政fu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是坦克和军用飞机。”

“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

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

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

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村庄。

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

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

无一生还。

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

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

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

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我知道，那一天曾有大量的俄国农民逃亡到了哈萨克省，向我国政fu寻求保护。

由于难民数量太多，给哈萨克省政fu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水井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

布哈林继续说道，“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

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

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者的无知和专横。

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

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我记得，当时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大规模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

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

水井说道。

“是的，在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

或被枪决、流放。

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